在解放战争的后期，我军逐渐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战局发展向着对我军有利的方向倾斜。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方推行的起义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待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态度，尤为宽厚和灵活。对于那些愿意率领作战部队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我方不仅提供了丰厚的条件，而且在起义后的安排上也做出了充分的考虑，包括保留其原有职务，并提供起义后的经济、政治保障。如此的慷慨政策，激励了大量国军官兵放下武器，投身我方阵营，极大加速了蒋中正政权的覆灭。毫无疑问，我军的起义政策是解放战争期间的一次极具战略眼光的“妙招”。
这些起义的国军将领，无一例外地都具备一定的“起义资本”。他们所带领的部队有着不容忽视的战斗力和影响力，因此在起义过程中，不少将领都与我方提前接洽，确保自己在起义后能够获得优厚的待遇。通过这些谈判，他们也为部队争取到了更好的安置和福利。但其中有一位老将军却不同，他选择不以个人利益为首要考虑，而是专心于自己的部队和战士的未来。这位将领提出的要求相较其他起义将领来说，显得格外简单，却极具深意。
展开剩余74%1949年9月，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在西北的战场上如猛虎下山，势如破竹，连战连捷。新疆，虽然地理辽阔，国民党在此仅有十万驻军，且多年未经历战斗，士气低落、战力薄弱，因此这支部队几乎没有能力进行有效抵抗。在此背景下，起义成为了唯一可行的选择。陶峙岳，作为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已年届57岁，深知自己的部队难以与我军对抗。他是一个颇具远见的老将，从战争开始便始终持反战立场，对百姓疾苦心怀同情，一直未参与任何针对我军的直接行动。因此，他个人在国军中的前景相当不错，但他并没有将这些考虑放在心上。
陶峙岳向我方提出的“要求”并不算条件，而更像是一个无私的请求。他明确表示：“我自己不求任何个人保障，只希望这些无辜的士兵在起义后能有口饭吃，能有稳定的生活。”陶峙岳的请求与许多起义将领的个人利益诉求截然不同，他优先考虑的是部下们的生计问题，而非自己的荣耀和职位。这个请求，在我方负责人心中激起了深深的触动。许多起义的国军将领，往往会提出自己希望获得的各种优待与保障，而陶峙岳却如此低调和谦逊，令人十分钦佩。
主席得知此事后，深感陶峙岳的胸怀和为人，于是决定为他提供特别的安排。他指示相关部门必须确保陶峙岳提出的十万士兵的安置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并为这些士兵提供合适的生计保障。经过进一步的商讨，我军决定将这些起义部队就地安置，以确保他们不至于陷入生活困境。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这项决策尤为复杂，但最终的方案是将这些起义军安置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并参与到大西北的开发建设中。这不仅保证了这些士兵的基本生存条件，还能为边疆的建设注入一股新的活力，真正实现了“双赢”的局面。
陶峙岳对于我方的安排深感满意，并多次向中央领导和主席表达谢意。在1955年，陶峙岳以起义将领的身份，被授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的荣誉。他的成就，毫无疑问是对他大局观和无私奉献精神的充分肯定。而他也成为仅有的三位从国军阵营起义后获得开国上将荣誉的将领之一，和陈明仁、董其武并列，堪称是国军起义中的杰出代表。
陶峙岳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军事起义的成功案例，更是一个关于责任与担当、无私与大义的真实写照。他的胸怀和智慧，不仅赢得了战友的尊敬，也深得党中央的信任，最终成为了人民军队和国家的重要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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